韩愈和白居易,一个百代文宗一个引领诗风,却关系平淡原因何在?
一位就是韩愈(768年-824年),一位是白居易(772年-846年),都是唐代各有建树的文学领袖,二人的交集不多,前期基本上没有往来记录,直到韩愈去世前几年才略有交往。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祖籍河北昌黎,大历三年(768年)出身官宦世家,父亲韩仲卿,曾任武昌令,有美名,终秘书郎。韩愈三岁而孤,由从兄(堂兄)韩会抚养成人,自幼勤奋刻苦。
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小韩愈四岁,大历七年(772年)同样出身在官宦世家,父亲白季庚曾任彭城令,官至襄州别驾。白居易自幼聪颖绝人,才华出众。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由于无人推荐,三年吏部铨选不得,期间曾三次上书宰相,没有回应,直到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因受宣武节度使董晋推荐,得试任秘书省校书郎,并出任宣武节度使观察推官。
白居易虽然晚中举,却相对比较顺利,贞元十四年(798年),以进士就试,礼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秘书省校书郎,相比韩愈要幸运得多。元和元年(806年)和元稹同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盩厔县慰、集贤校理,而此时韩愈则为国子博士,教学授徒。
韩愈后迁都官员外郎,随即被贬为国子博士,因为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元和九年(814年),任考功郎中、 知制诰,元和十年(816年)任中书舍人(正五品上,属中书省,可紫服佩金鱼袋),随即被谗贬为功曹,因裴度赏识,元和十一年聘任行军司马,参与平淮西,以功授刑部侍郎(正四品下)。
白居易则稳中有升,元和二年(807年)拜翰林学士,三年拜左拾遗,五年除京兆府户曹参军。六年丁忧,九年入朝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十年(816年)因为替元稹辩解,被弹劾母看花坠井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变为江州司马,这是白居易受到的最大挫折。在此之前,二人同朝为官大致近二十年没有交往记录。
韩愈性格耿直,面对当时朝廷内外争相拜佛,劳民伤财感到不满,于是元和十四年(819年)上疏《论佛骨表》,唐宪宗非常愤怒,几乎要杀掉韩愈,在宰相裴度、崔群等人的劝解下,被贬潮州刺史。后韩愈上书辩解,感动了唐宪宗,然而宰相皇甫镈(唐代是群相制)在罢免裴度和崔群后,嫉妒韩愈,怕被重用,于是改为袁州刺史。十五年(820年)才得以回朝,征为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
在此期间,白居易从江州司马,转为忠州刺史,直到元和十四年冬召还京师,拜司门员外郎。元和十五年转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从五品下),始著绯(紫服佩金鱼袋)。又和韩愈同在朝廷任事,然而从此开始了仅有的几年交往。
长庆二年(822年),韩愈转为礼部侍郎,次年六月,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结果和御史大夫李绅二人不合,又贬为兵部侍郎,尚未执行,又改为吏部侍郎,长庆四年(824年)十二月卒,时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文。而白居易长庆元年(821年)转中书舍人,从此开始波涛不惊的仕宦生涯,历任杭州刺史、苏州刺史、刑部侍郎、河南尹等,以刑部尚书致仕,生活闲适恬淡,最后在唐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去,享年75岁,赠尚书右仆射,谥号“文”,和韩愈相同。
韩愈和白居易二人交往也就两三年,二人诗词来往不多,白居易诗词中和韩愈有关的诗词有6首:《和韩侍郎苦雨》、《同韩侍郎游郑家池小饮》、《久不见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和韩舍人题杨舍人林亭》、《和韩侍郎张博士游曲江见寄》、《思旧》;韩愈诗词和白居易有关的有2首:《早春与张十八博士籍游杨尚书林亭寄第三阁老兼呈白冯二阁老》和《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而《昌黎集》中,则只保存了《同张籍游曲江寄白舍人》一首跟白居易有关的诗。
《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
【唐】韩愈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
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
从这首诗来看,应该是张籍同他们二人相约,结果白居易爽约,于是韩愈以诗诘责:曲江如此美景,你白二十二到底有什么事忙却不肯来?
《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
【唐】白居易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
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蹋雨曲江头。
白居易则回答道,我并没有什么忙,只是不愿意大队人马前去招摇过市,况且下雨,因而在家自己赏景。可以说白居易这次是没有给韩愈面子。那么为何白居易不去赴约呢?主要是白居易觉着韩愈有点看不起自己,我们来看这首诗:
《久不见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
【唐】白居易
近来韩阁老,疏我我心知。
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
静吟乖月夜,闲醉旷花时。
还有愁同处,春风满鬓丝。
看来白居易有心结,那就是认为韩愈年龄比自己大,官职比自己高,因而有点瞧不起自己,并且白居易也心明如镜,虽然这首诗是“戏题”,可是却能看出白居易的心声,还是对韩愈有点不满意。并且在赠张籍的诗词《酬张十八访宿见赠》有:问其所与游,独言韩舍人。其次即及我,我愧非其伦。”,颇有点酸柿子的感觉。
那么,为何二人是如此不待爱见呢?难道真是文人相轻?其实不然,韩愈性格爽朗,不管达官仕贵还是贫苦学子,都是一视同仁,其门人弟子张籍、孟郊、贾岛、李翱、皇甫湜等,大多都是穷困潦倒时被韩愈发掘,提携推荐,从而名声远播。而白居易则性格平淡冲和,与人无争,诗词里面很少指贬他人,二人都是大家,因而不可能是因才相妒。那么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原因有四点,那就是政治派系、信仰问题、崇拜因素和性格导致,下面我们一一道来。
韩愈刚开始在朝中无人赏识,因而很难得到重用,后来得到宰相裴度提携,因而得以擢升,平心而论,裴度能够奖掖后进,提拔人才,是“元和中兴”的功臣,因而韩愈无论出于公心还是私心,都是维护和紧跟裴度,这没有问题。
白居易则同元稹交好,前面笔者有专文介绍,元稹有才,却人品低劣,并且趋炎附势、阿附权贵,在用人上颇有点嫉贤妒能,然而得到皇帝赏识,曾经一度当了三个月的宰相。裴度和元稹势同水火,曾多次上书弹劾。白居易和元稹友情甚笃,从校书郎开始就结下了深厚友谊,并且多次受到元稹照顾,因而于公于私都会维护元稹(当然,元稹死后,白居易和裴度在洛阳相互唱和,交往颇多。)。
还有一位人不太注意的关键人物,那就是李绅,李绅是唐代宰相诗人,以《悯农二首》著名,其中“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流传千古,其为人却滥施淫威、结党营私、制造冤狱,李绅和元稹关系深厚,著名的《会真记》就是李绅让元稹回忆之作,并且有诗词相和。
然而李绅和韩愈却相互不对付,李绅有皇帝爱护,韩愈有裴度等正直大臣支持,如同水火,在朝廷相互弹劾。白居易虽然不参与争斗,可是碍于元稹和李绅的关系,自然不会和韩愈交往,而韩愈痛恨李绅,裴度和元稹是对头,况且当时韩愈官职较高,自然也不会和元稹的密友白居易交往。这使得韩愈和白居易,在前期近二十年同朝为官,几乎没有交往的记录。
众所周知,韩愈性格刚烈,不信佛道,对于当时社会崇佛拜仙、劳民伤财风气很不满,上疏《论佛骨表》,列举历代信佛的皇帝都是短命而亡,以此讽喻,差点命丧黄泉,因而是铁杆的无神论者。
而白居易,前半生也是悲天悯人,关心劳动人民疾苦,然后被贬后,后半生性格变得平淡冲和,看破世事,崇尚佛教,曾经把元稹死后给的六七十万钱润笔费全部捐给洛阳香山寺,在家吃斋念佛,因而是佛教的居家弟子。二人的精神信仰冲突,自然难有共同语言,因而很难有真心交往。
韩愈和白居易,都是中唐的领军人物,相同点是对当时的文风都不感冒,都寄希望改革,然而对于改革方向却有不同理念。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白居易是“元和体”的主要代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提倡通俗易懂符合格律的诗文。
事实上,从现在来看,二人提倡的都没有错,并且都结出丰硕的成果,韩愈成为“百代文宗”,白居易的诗词虽然褒贬不同,然而对当时和后代影响巨大,也是颇有建树。可是,二人对于前人的评价却造成龃龉。
韩愈和白居易都崇拜李白杜甫,然而在评价上却有不同意见。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这样评价:“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大意就是李白杜甫是当代诗豪,可是李白的诗词不讲格律,大概不能传世很多,杜甫比较重格律,然而也不过十分之三四,而自己“不量才力,欲扶起之。”,虽然是夸赞,夸中带贬,这颇有点贬低前人推崇自己之意,说难听点是有点自恋。
韩愈自然是大不满意,原因何在?首先于私就不认可,因为韩愈的父亲韩仲卿,因为为官有美政之誉,李白曾经撰文《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并序》颂扬夸赞,因而可以说韩愈把李白看成父辈那样尊敬,自然不允许他人贬低;而出于公心,李白的诗词飘逸洒脱,浪漫豪放,不拘一格,千百年来为人敬仰,若是过于拘泥于格律就会束缚艺术魅力,这点白居易评价确实值得商榷,因而韩愈自然反感。
不过韩愈并没有指名道姓,而是在在一首诗里面回怼,《调张籍》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指出白居易眼光短浅,蚍蜉撼大树,不自量力,一叶障目,关注细节,看不到李杜的伟大之处,堪称愚蠢。二人都是知名文豪,文章诗词一出,便四处流传,相互明争暗斗,自然难以调和,因而很难聚在一起。
韩愈性格刚烈,就连皇上都敢讽谏,对于达官贵族自然不假于色,所到之地,权贵敛手;然而韩愈对于寒门学子,却竭力扶持,提掖后进;关心民瘼,造福百姓,一而贯之。以至于韩愈门人弟子出类拔萃的人很多,比如张籍、孟郊、李翱、皇甫湜、贾岛等,都是唐朝著名的才子,可谓桃李天下。
白居易则性格平和,为人冲淡,不过前后期截然不同。白居易前期关注民生,直言敢谏,兼济天下,大有壮志豪情,欲有一番作为,没想到因为替元稹说话却遭了殃,被贬为江州司马,从此收心,对政事不再那么热心,大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做派,晚年更是注重自身修为,崇尚佛教,吃斋念佛,独善其身,不问世事。
因而二人的性格一刚一柔,并未互补,也不会吸引,而是相互平行的轨迹,很难有交集。只是到了晚年,万事看开,一切随缘,况且二人并无太深的矛盾,只是相互不太顺眼而已,因而一个侍郎,一个中书舍人,同朝为官,再加上有同僚相约,吟诗作赋,碍于情面,偶尔交往还是难以推辞的。
综上所述,韩愈和白居易,算不上君子之交,知心之交,仅仅是萍水之交,酬和之交而已。然而不管二人关系如何,都不能抹杀两位文学巨擘对中华文化的卓越贡献,他们的诗词文赋也会千古传诵,万古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