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好的经济政策必须建立在认清和承认现实的基础之上。当我们回避或者曲解现实的时候，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策也极有可能是错误的。
中国的贸易顺差经常被人解释为是由于中国的加工贸易比重很大导致的。加工贸易，顾名思义，就是进口原料，经过加工然后再出口，我们只收一个加工费。这种贸易，出口一定是大于进口的，因此一定会有顺差。这似乎是对中国贸易顺差很不错的解释。如果现实真是如此，那意味着中国的顺差在短时间里也不大可能降下去。《王二拔鸭毛、加工贸易和贸易顺差》就是指出了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里的政策含义是，顺差的存在还有别的原因，不是因为加工贸易这个在短期不可能变化的东西。
和贸易顺差相关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不少政府和个人都觉得，进口是花钱，出口是挣钱。因此，进口是不好的，出口是好的；逆差是不好的，顺差是好的。这也是中国的顺差在很多国家引起那么大反弹的一个原因。中国自己其实也差不多，我们对出口的重视要远远超过进口。《自力更生和重商主义》就是在说明这种喜欢出口、不喜欢进口，喜欢赚别人钱、不想别人赚我们钱的想法其实有很大的问题。自由贸易，在本质上是互利的。因此，任何试图多赚别人钱、不让别人赚钱的政策，也就是重商主义的政策，都不可取。道理相近的还有对外开放投资，很多人觉得为什么钱要给外国人赚？《王二开荒和外资流入》想要提醒的一点是，别人的投资也可以让我们更快地富裕，也让我们做了原本不能做的事情。简单地说，我们也是受益者。不能因为外商投资赚钱了，我们就眼红，更不能因此而限制别人的投资。
中国社会有时缺乏信用和信任，从对个人、对企业到对政府都是如此。建立信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王二戒烟、机会主义和政府信用》想要说的是，政府制定政策千万不要有机会主义的想法，只满足一时一事的需要，而不管事前的承诺。这样在短期也许看起来是有利的，能为政府加分，但是从长期来看却会导致政府信用的缺失。而一个政府，一旦无法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再做任何事情都会很困难。与机会主义同时存在的就是民粹主义，也就是老百姓想要什么我就承诺什么。政府当然应该维护老百姓的利
益，但资源是有限的，无限满足愿望就是无法满足愿望。《王二当村长和民粹主义的危险》一文指出了民粹主义的危险，而且强调的一点是，政府也要学会诚实地说“不”，否则民粹主义最后伤害的恰恰是政府承诺要造福的百姓。
知识产权被践踏在网络世界比较严重。《千度软件库和知识产权》一文想要阐述的是，尽管复制知识产权的成本极低，但知识产权的创造是有成本的，是需要创造力的，因此也是需要有回报的。不保护知识产权的结果就是最后没有人愿意去创造和创新。对一个国家而言，不保护知识产权，短期也许可以帮助省钱，但在长期来看，这几乎一定会伤害这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对于强调创新的中国政府而言，真正地主动去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人口一直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过去几十年，我们担心最多的是人口太多，理由是人口多对就业、资源的压力都会很大，因此中国也有着非常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了3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老龄化的到来，中国不仅面临人口数量的问题，还面临人口结构的问题。《王二一家人和中国的人口问题》就是想说明目前的人口结构和其所意味着的人口负利对中国经济的含义，并提出了一些政策上的想法。那些政策合理不合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得对中国的人口问题现实起来，正视人口结构恶化的事实，这样我们的人口政策才能更加合理。如果永远生活在中国人口太多的心态下，我们很可能要在不远的将来面临很严重的后果。
王二拔鸭毛、加工贸易和贸易顺差
王二是个菜市场里拔鸭毛的。顾客买了鸭子，送到王二这里，给1元钱，王二花几分钟时间就能把一只鸭子身上的毛收拾得干干净净。拔鸭毛不算什么高科技，但普通老百姓如果要是自己拔，那可费劲了。又是热水，又是盆，弄得一家臭烘烘的，还要赔上不少时间，也未必真的能把一只鸭子收拾得像王二的那样干净。所以，王二的生意不错，而且没有什么风险。人家卖鸭子的还担心鸭子会死，鸭子卖不出价钱，或者赶上禽流感之类的导致鸭子都砸在手里。王二不用操那个心，卖鸭子的人赔也好、赚也好，他就是一只鸭子1元钱，永远不存在赔钱的问题。当然，鸭子卖得好的时候，王二收入也会更好；鸭子卖得不好的时候，收入也会差点。
这些年来，王二存下了不少钱。整个菜市场里，已经没有谁比王二的存款更可观的了。有时候，王二也被周围的人挤对。周围的人会说：“王二，你存那么多钱干什么？你看你的孩子穿得破破烂烂的，别省那个钱了，给孩子买身好点的衣服去。”王二每次听到这话都特别生气，然后就会反驳： “我钱存得多是因为我是一个拔鸭毛的，我只赚不赔。这个菜市场，一天能卖200只鸭子，150只都是在我这里拔毛。我每天都能净赚150元，我当然能存下钱来。我钱存得多和我孩子穿得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和我省不省有什么关系？真是胡说八道。”
明眼人都很清楚，王二的辩驳不能成立。一个人能存下多少钱和他赚钱的方式没有什么关系，而和这个人（相对于自己的收入）有多节省有关系，赚没有风险的钱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存下很多钱。
上面的这个故事虽然看起来似乎很清楚，但一旦放到更大的尺度，就不再那么清楚了。中国的贸易顺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有一个很流行的观点，就是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因为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加工贸易，因此，中国的顺差是由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处的特殊位置决定的。比如说，商务部的一位副部长就曾经详细地表达过这个观点：
加工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从中美双边经贸来看，加工贸易也是对美造成顺差的大头，占了70%～80%。而且从企业构成情况来看，加工贸易顺差主要是外资企业顺差。从2000年开始到2009年，外资企业占顺差比重从64%提升到84%，顺差里面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占顺差的大部分。
上面这些数字虽然是10多年前的数字，过去10年这一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容我在这里稍微做点解释。加工贸易的意思就是，中国进口配件或者材料，在中国进行加工或者组装，加工好的产品用于出口，中国收取的只是加工那部分的费用。从贸易的统计上看，加工贸易一定会是出口价值高于进口价值的，这部分差价其实就是中国收取的加工费。如果出口大于进口，那就是贸易顺差。因此，中国在加工贸易项下总是顺差是一件非常正常、非常自然的事情。
加工贸易和王二拔毛，在实质上是完全一样的。你可以把王二拔毛这件事情这么看，王二会“进口”一只带毛的鸭子，然后“加工”，最后再把没毛的鸭子“出口”给顾客，王二从中能赚取1元钱的加工费。王二在拔毛这件事情上永远是只赚不赔的，永远有“顺差”。事实上，因为拔毛是王二唯一的收入来源，因此拔毛这种典型的“加工贸易”，能够解释王二全部的对外“顺差”。
但问题是，事情并不终结于此。王二能存下多少钱和他通过“加工贸易”能挣多少钱没有直接关系。并不是说他加工得越多，他存下的钱也会越多。他要买吃、买喝，因此他会对粮店、超市有“逆差”；他要给孩子买书、买衣服，因此他会对书店、服装店有“逆差”。王二最终能够存下的钱，是他通过“加工贸易”得到的“顺差”除去所有这些其他开支带来的“逆差”。他越节省，其他开支带来的“逆差”就会越小，他最后存下的钱才会越多。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把自己通过加工贸易挣来的“顺差”一分不剩地都花出去，最后银行账户上一分钱都没有。
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其实就是中国的净储蓄，是全部的顺差减去全部的逆差，对应成王二就是王二存折上的钱。说中国在加工贸易上有顺差，因此中国最后总的对外贸易就一定有顺差，和说王二因为是拔鸭毛的，所以最后必然存款多一样，是没有任何理论基础的。
这件事情也没有事实基础。说点事实吧，美国南边有个国家，叫作墨西哥。这个国家的经济很依赖美国，在美墨边境的墨西哥一方，有很多出口加工区。这些加工区做的不是别的事情，就是“加工贸易”。美国的几大汽车公司还有欧洲的一些汽车公司，因为墨西哥的成本便宜，离美国又近，就把汽车制造厂开到了墨西哥。这些企业做的不是别的事情，就是加工，组装汽车然后出口到美国。墨西哥还有不少石油，这些油开采出来之后，墨西哥也用不掉，最后做的事情也很简单，出口到美国。美国境内还有大量墨西哥移民，每年都往墨西哥汇大量的钱。这样的一个经济结构，墨西哥应该肯定是美元多得花不掉才对吧？完全不是。墨西哥非但没有顺差，反而是一个逆差国，每年还得借钱才能付清全部的进口账单。
这里要说的并不是顺差好还是逆差好，中国好还是墨西哥好。而是，只看到中国的加工贸易有顺差，就得出中国会是一个顺差国是片面的。通过加工贸易挣来的美元，也可以花在进口别的东西上，最终一样可以实现相对平衡的贸易，但问题是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发生？把中国的贸易顺差简单地归于加工贸易，而加工贸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仍然将是中国贸易的很重要的部分，这等于是在论证中国的贸易顺差将会一直持续下去。顺差本身未必是坏事，但是错误地解读顺差产生的原因，就有可能忽略了顺差背后可能存在的结构扭曲、价格扭曲以及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状况。如果要在宏观尺度上想这件事情，中国作为一个仍然不算富裕的国度，一个仍然需要大量资金的国度，竟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净资本输出国，每年的输出达到2000亿～3000亿美元之巨。这其中的绝大部分是通过贸易顺差的形式获得的，而且很大一部分又都借给了美国人，最后体现为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增加。换句话说，中国其实是在出口自己也很缺的东西。这背后的原因恐怕远不是加工贸易那么简单，而是有很深的结构性扭曲。
关于中国的顺差问题和外汇储备问题，我们经常在寻找各种理由来辩护和解释。从外交的角度说，有时候这种做法也许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去回避真正的问题。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只能我们自己解决，解决不好，最后的代价也只会由我们自己来承担。所以，不要再把顺差的责任都推给加工贸易了。
自力更生和重商主义
王二是个普通老百姓，最普通的那种。每天早晨出门，王二在家门口的早点铺买一杯豆浆、三个包子；中午在单位的食堂里一菜一汤加上点主食；晚上，王二下班路过菜场会买点肉啊、菜啊、鱼啊，回家做晚饭。周末，王二会和一家人去逛逛街，有时候在外边下顿馆子，时不时还会买点书啊、碟啊回家看。王二最大的开销可能是在孩子身上，从学费到各种课外兴趣班，哪里都要花钱，哪里都不便宜。一个月下来，王二一家的收入，除去各种开销，剩下的已经不多，生活当然不能算拮据，但也不算特别宽裕。
王二就在那里琢磨，怎么才能让自己宽裕一点。事情对王二而言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钱都被别人给赚走了，自己当然宽裕不起来。家门口的早点铺，每个月都要从自己头上赚走一百多元钱；单位的食堂，虽然饭菜不算贵，每个月也要从自己头上赚走几百元；中国移动一个月要收一百多元的手机费；连小区门口那个卖盗版碟的，一个月也能做我几十元钱的生意。还有孩子的那些老师，教游泳的、教画画的、教钢琴的，每个收费都高得吓人。还有现在的米啊、肉啊、菜啊，什么都挺贵的。
既然认准了自己的不宽裕是因为钱被别人挣走了，王二决定：要自力更生，不花冤枉钱，让自己的钱宽裕起来。从此，王二开始自己在家里磨豆浆，自己发面拌馅包包子，每天带着头天晚上的剩饭到单位当午饭，手机能不用就不用，馆子也不下了，本来还爱看点碟什么的现在也尽量不看了，反正电视里那点相亲节目，捏着鼻子也能看，再说现在也没过去那么有时间了，因为什么都得自己忙活。至于孩子身上花的那些钱，王二想了想，还是咬着牙坚持花了。虽然心里觉得那些老师收费太高，但是自己什么都不会，孩子的教育还是不能省钱的。
就这么过了几个月，王二每个月剩下的钱是多了一点，可是王二总觉得有点不对劲：自己做的豆浆和包子，怎么做味道都没有人家店里做得好；天天吃头天晚上的剩饭，让王二想着午饭就没胃口；相亲节目不是太低俗，就是太不低俗，反正好像没有那些大片好看……最关键的是，王二生活的乐趣没有了，每天从早忙到晚，生活得更辛苦，生活的质量大大不如以前了。
王二又开始思索，这是为什么？王二终于又想通了，挣钱就是要花的，挣来的钱要是永远都不花，那挣钱干什么？挣钱是手段，花钱才是目的。但只要花钱，就是要被人赚钱的。不愿意被人赚钱，那就只能像自己过去几个月那样辛苦而毫无乐趣地生活。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重商主义开始有了更强的声音，贸易保护主义只是重商主义思维的一个体现而已——我要赚你的钱，但是你别来赚我的钱。重商主义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在宏观尺度上，它看上去不像前面王二的故事那样显而易见。而且，重商主义针对的不是你的邻居，不是你的朋友，而是远在千里万里之外，非我族类的外国人。在经济走弱的环境下，一句“我们的钱被外国人赚走了”，是如此直观又具有煽动力。但一个简单的事实却很容易被忘却：经济走弱不是外国人赚钱导致的。
重商主义者的错误在于把贸易看成了一个零和博弈，有人赚钱就必然有人亏钱。王二从早点铺买早点的时候是被人赚钱了，但是他也省了时间、省了麻烦，更重要的是即便有时间、不怕麻烦，他大概也做不出别人的味道。与重商主义者零和博弈的世界相反，绝大多数贸易，就像王二买包子一样，是一个买卖双方都从中得益的过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一个交换的过程。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付出的超过得到的，这样的交换是不会发生的。
重商主义者的错误更在于把挣钱当作目的，而把让别人赚钱当作损失。但重商主义者忘记了，挣钱的过程也是自己在为别人提供服务的过程，是在为别人工作的过程，而别人赚自己的钱的时候才是自己在享受服务的过程。一个只会赚钱不会花钱的人，很可能会像王二那样生活得辛苦而缺乏质量，一个只愿意赚别人钱却不愿意让别人赚钱的国家，最终的结果就是辛苦替全世界打工却不要回报。你不买别人的东西，最终要那么多钱又是为什么呢？
重商主义最大的危险在于，以重商主义对重商主义。古典重商主义盛行之时，用刀用枪都要逼着别人用金条换自己的商品，因为他们错误地觉得金条比商品更值钱。100美元的金子比100美元的油或者鞋子更值钱吗？一点也不。现在当然不至于真的动刀动枪了，但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还击，往往也是贸易保护主义。这个世界，如果所有的人都变成王二，那结果会是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差，而不是更好。人类是从自给自足的世界走来的，那是一个贫穷
脆弱的时代。是贸易，从一个村子，到一个地区，到一个国家，最终到整个地球，让分工成为可能，让比较优势得到发挥，让竞争得以发生，让生产力得到释放，所以我们才有了今日相对富足的生活。
那个王二后来意识到，要想生活好，不是靠自己动手做一切事情、省钱省出来的，必须得加强专业，让自己在劳动市场上变得更有竞争力，这样才能有更好的工作，才有更多的钱花。对一个国家而言，也是一样。一个国家是没法靠保护自己的市场、不从国外进口走出衰退或者富裕起来的。要富裕，就要加强自己的竞争力，提高自己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质量。更多的出口最终还是为了更多的进口，毕竟，进口才是供我们自己享用的，而出口则是在为别人打工。
王二开荒和外资流入
王二家有一大片未开垦的荒地。这片地虽然土质肥沃，可是地里到处都是石头，长满了各种杂草和灌木，地势也是起起伏伏的，一点也不平整。而且，因为远离水源，还需要从远处引水才能在这块地里种粮食。总之，这是一块很有潜质成为良田的荒地，只是从荒地变成良田还需要不少的投入。因为工程量巨大，凭王二一己之力，即使干上一辈子，恐怕也未必能把整块地开发出来。
后来，有个外地人来了，跟王二商量：他愿意出钱出机器，把这块地开发了，条件是开发后王二每年分一半收成给他。王二想了想，现在地是荒着的，几十年也未必开发得出来，一颗粮食也收不上来。这个人虽然今后要拿走我一半的收成，但是我也可以拿一半的粮食，比现在强。于是，王二就答应了。
很快，推土机、挖掘机，各种车辆就来了。不出两个月，王二家的整片荒地就被开垦了出来，水渠也修通了。来年，这片地里种上了庄稼。到了秋收，收成十分不错。王二没有爽约，分给了外地人一半的庄稼。即便如此，当王二把剩下的粮食卖了，他的收入也要比往年多出很多很多，王二一下就富了起来。
可是年复一年，王二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有点不太情愿给别人一半的收成了。王二心想：这地本来就是我的，也是我种的，为什么我的收成要平白无故地分给别人一半？
时下，随着中国越来越富裕，资金越来越充足，很多人对外资的看法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有一种看法越来越流行：外资是到中国来赚钱的，因此要限制外资进入，不让外资赚我们的钱。事实上，相同的看法也发生在贸易的领域，我在本章的《自力更生和重商主义》一文里已经做了讨论。
外资是到中国来赚钱的，这个说法没有任何问题。外资，和其他任何资金一样，不是来中国做慈善事业的，来中国投资就是想赚得“盆满钵溢”地
回去。可问题是，是不是外资要赚我们的钱，所以我们就最好不让外资进来赚我们的钱？
如果这个世界上钱的总数是不变的，别人多赚就意味着我们少赚，那不让外资来赚我们的钱也许还有道理。可问题是，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零和博弈”的世界，别人赚钱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赚钱。光看到外资赚中国人的钱，而忽略了外资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好处，不仅是只看到了事情的一面，还是忽略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
让我们回到王二开荒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正确的比较不应该是“没有外资，王二可以保留全部的粮食”和“有了外资，王二只能保留一半的粮食”，因为前一种情况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情形。正确的比较应该是， “如果没有外资，地就不会那么快地开发出来，王二就不会有粮食”和“有了外资，王二虽然只能拿多出的粮食中的一半，但还是比以前更富”。中国的现状是，尽管中国充满了增长的潜质，但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中国都缺乏资本、技术和市场。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就像王二家的那块荒地，如果没有外部资金进入，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和市场，中国快速增长的潜质并不会那么容易就实现。不能只看到外资拿走的回报而忽略我们从中获得的收益。
有人会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投机性资金流入中国，这些资金纯粹是为了炒作，不会对中国经济有任何正面的影响。没错，这种情况一直存在，尽管投资和投机的界限并不容易区分，但这不只是外资的问题，这是一切资金的问题。中国房价的高涨，虽然也许有外资的因素，但恐怕主要是内地资金流入楼市导致的吧？中国股市的大起大落，恐怕也是受内地资金的驱动吧？中国商品和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波动，如果是因为有人炒作，恐怕也不是外资而是内资吧？资金追逐短期收益的特点，更多的是对监管、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的挑战，而不是因为外资是外国人所有，就格外邪恶。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在逐步开放资本项目的时候需要格外审慎，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波动。不过，如果因为外资具有投机性就拒绝外资，这不仅不会消除投机，而且会发生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情况。
有人会说，外资在中国的回报率太高了，超过了它们应得的回报，是暴利。如果外资的高回报是因为外资受到了格外的优待，那确实不合理，应该取消。事实上，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确实给了外资“超国民待遇”。因此，
消除这种暴利的方式不是拒绝外资，而是取消我们对外资的补贴和给外资的超额待遇。但如果外资的暴利是因为外资更善于发现投资机会，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或者是因为外资除了带来资金以外，还有市场、技术和管理，那这些回报就不是暴利，而是应得的回报。
有人会说，中国现在钱这么多，干什么还要外资，钱留给自己人赚不是更好吗？这确实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悖谬：一方面，中国有大量的资金投在极度低回报的国外资产；另一方面，国外资金在中国能赚取相当可观的回报。但这个问题的关键恐怕不是为什么外资能在中国赚钱——中国这么强劲的经济，赚钱并不奇怪。问题的关键是，中国自己的钱为什么最终沦落到了必须投在海外，而视国内的大好投资机会而不见？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恐怕要归咎于中国金融体系自身的问题。如果中国的金融体系没法有效地把中国自己的资金投向最需要钱的地方，从而获得最高的回报，我们就没有理由抱怨外国人能够发现更好的投资机会了。外资能比中资更赚钱，提醒我们的是我们的金融体系还非常缺乏效率。
全球金融危机，中美汇率的口水战，还有热钱的流入，让很多人对全球化和对外开放产生了怀疑，让一些人产生了向回走的想法。有这些想法很自然，毕竟这些事情暴露了一个全球化世界的另一面。只是不应该忘记的是，我们也是对外资开放的巨大受益者。外资，从来不是天使，但也从来都不是魔鬼。
王二戒烟、机会主义和政府信用
王二爱抽烟，有时候一天一包都不够。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抽烟的坏处越发显现，王二开始下决心要戒烟。王二于是对老婆、孩子说：“从明天开始，我就要戒烟了。你们都要好好监督我，帮助我戒烟，看见我抽的时候一定要阻止我。”老婆、孩子都将信将疑：我们说话，你能听吗？王二信誓旦旦地说：“明天，明天一定开始戒。”
第二天，王二跑到单位，跟单位同事也说了，让同事们也监督他。不过，办公室里抽烟的人多，很快王二就经不住诱惑，跟着抽上了。这时，就有同事说：“老王，您不是说要戒烟吗？”王二说：“明天，明天一定开始戒。”
第三天，王二真的开始憋着不抽烟了。吃过午饭后，隔壁的老李跑来串门，随手就扔给了王二一根烟，王二接过来立刻就点上了。王二的老婆看了王二一眼，王二挥了挥手，示意老婆别多话。老李走后，王二的老婆过来问王二：“你怎么又抽上了？”王二说：“这不是老李发的烟嘛，不能不给人面子啊！明天，明天保证不抽烟。”
第四天，王二早上要去上茅房，习惯性地就点上一支烟去了。孩子这下说话了：“爸，别抽烟！”王二说：“知道啦。茅房味儿大，我这不是想抽烟，就是去去味儿。明天，明天保证不抽烟。你怎么还不去上学啊？”
第五天，王二在单位写材料，写着写着就把烟点上了。边上的人立刻提醒：“老王，怎么又抽上啦？”王二说：“这不是需要打开思路嘛。今天这份材料很重要，没有思路写不好。今天情况特殊。明天，明天保证不抽。”
很快到了周末了，王二在家看球，边看边把烟给点上了。老婆这下看不下去了，说：“王二，别抽了。”王二说：“这不是周末在家休息嘛，反正闲着也没事儿，放松一下。明天，明天保证不抽了。”
如此又过了几日，再也没人提醒王二别抽烟了。王二挺纳闷地问自己的老婆、孩子：“我真心诚意地在戒烟，你们怎么都不帮我啊？”老婆说：
“等你真心诚意地想戒烟了，我们再帮你吧。”王二说：“我这次就是真心诚意的。”孩子在边上嘟囔了一句：“我还真没看出来。”
政府的信用对公共政策的成败非常重要，因为很多政策的效果直接取决于老百姓对这个政策的信心和信任。我在刚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听当时的一位教授讲过一个故事，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他说：一个地方多山，但没人开发，政府也没钱开发。当地政府于是想，干脆把山承包给农民，一下承包30年，这样农民就会有动力开发了。可是，山承包出去的第二天，承包了山头的农民就上山砍树。很快，山都被砍秃了。农民砍树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压根儿就不相信当地政府会把山头给他们承包30年，政策说变就会变。所以，他们决定趁着山还归自己的时候尽量多挣快钱，砍树卖木材是来得最快的。这件事情的结果是，当地政府看到农民把山砍秃了，立刻叫停了承包，政策很快就变了。砍了树的农民都无比庆幸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这个故事清楚地显示，信用对于那些需要时间才能见效果的政策，对于那些需要改变预期才能成功的政策，有着超乎寻常的重要性。
事实上，经济学理论自理性预期革命以来一直强调的都是预期对于经济政策的作用。这一点在货币政策上尤其明显。研究表明，这个世界上，那些独立、少受政治影响、有信用的央行，多半有着较好的应对通胀的记录。这是因为老百姓信任他们的央行，因此对通胀也有稳定的预期。预期稳定了，价格也会相应地稳定了。如果所有的厂商都相信通胀不会高，这些厂商也就不会随意提价了。如果所有的老百姓都相信价格不会过度上涨，他们就不会有去商店抢购的冲动。这也是自新西兰央行起，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央行开始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的原因。“通货膨胀目标制”把通胀作为央行的唯一目标，看似是捆住了央行的手脚，但换回的却是央行的信用。
建立信用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所有的政府时时刻刻都在面对所谓的“动态不一致”的问题。王二戒烟就是动态不一致的典型反映，永远都是：今天情况特殊，明天一定戒烟。到了明天，结果还是：今天情况特殊，明天一定戒烟。所谓“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动态不一致的后果恰恰是，在每个时点你做的决策似乎都是合乎当时的“情况”的，都是信誓旦旦看似合理的，但最终你丧失的却是信用，使得没
人相信你。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政府和老百姓之间，就会成为一个很坏的均衡：如果政府机会主义，老百姓就不会相信政策的长期性，所以也会机会主义，行为短期化。一旦老百姓的行为短期化，“情况”就总是会变化，迫使一直看“情况”改变政策的政府重新调整政策，也就是更加机会主义。这最终导致政策和民间的行为像是猫捉耗子、老鹰捉小鸡，然后彼此都觉得对方是问题的根源。政府觉得很委屈：出台的政策原本是好意，结果被民间机会主义的行为给破坏了，最后只能被逼不停地调整政策。民间则很愤怒、很困惑：政策三天一小变，五天一大变，让人无所适从。因此，做长远打算是最傻的事情，什么来钱快做什么才正确。
想要建立信用，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就要想得长远，明确地想清楚政策制定的假设和政策期望实现的目标。政策一旦制定，如果基本的假设不出现重大的变化，就不要轻易改变政策。最重要的是，短期的情形与走势未必就和想象的一样，这时一定要坚决地抵制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改变政策的想法，因为这样增加的不是灵活性，而是让人彻底不相信你的政策。从很大意义上说，信用恰恰是在那些看起来改变政策对政府最有利但政府却坚持不改变政策的时候建立起来的。换句话说，建立信用是要有代价的。信用，就是用短期的代价换取长期的回报。为什么以前做生意的都讲究童叟无欺？因为放弃一时的小利可以换回的会是一块金字招牌。
看看这些年老百姓抱怨很多的几件事。房价，国N条已经出了N次，这件事情本身已经很说明问题。这就跟王二说“我戒烟很有决心，因为我已经戒了N次”一样。还有成品油价，说成品油价和原油价格挂钩，结果原油价格跌的时候成品油价不跌，原油价格涨的时候成品油价有时候也不涨，每一次一个理由。即使这些理由有道理，普通老百姓已经很难相信这些理由了。以及通货膨胀，采用行政手段不让企业涨价，可是限制涨价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是很难奏效的。结果就是，你限制了，然后人家涨价，最后让人觉得政府无能为力，反而会助长通胀预期。这些关系到老百姓日常衣食住行的事情，会极大地增加老百姓对政策的不信任感，这样会让今后的政策更难奏效，让别的不相关的政策更难奏效。
这些都是牺牲信用而选择了短期便利的深刻教训，为这些教训付出代价的不只是政府自身，还有亿万会受政策影响的老百姓。为了建立信用，政策
今后千万不能再像王二戒烟，而应该是，觉得戒不了烟就不说要戒，一旦承诺了不抽，有特殊情况也不抽。
王二当村长和民粹主义的危险
王二当村长了，是村里的老百姓投票把他选上的。王二在就任的第一天就激情洋溢地向村民表态：我要全心全意为你们服务，你们的要求就是我工作的方向。底下的村民给了王二热烈的掌声。
王二说到做到。村里的百姓觉得村办企业给的工资太低，怨言很大，于是向王二抱怨。王二说：“没话说，你们的要求就是我工作的方向。”王二给村办企业的负责人打电话，勒令给工人大幅加工资。企业的经理非常反对，觉得这样会增加企业成本，这样就无法和别村的企业竞争。王二大声呵斥：“全村老百姓的利益和你一个企业的利润，究竟哪个更重要？你是加也得加，不加我撤了你换个经理也要加。”经理没办法，只能给工人加了工资。
过了一段时间，企业的经理跑来找王二，说企业已经开始亏损，建议王二同意给工人降点工资，否则企业将真的难以为继，这样会影响全村很多老百姓的生计。王二完全不同意，问经理：“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经理说：“我们生产的东西和邻村李村的村办企业直接存在竞争关系，要是不让李村的企业在我们村子卖他们的产品，这样竞争就会减少很多，效益也就可能有保障。”王二很高兴：“就是嘛，肥水不流外人田，哪有钱送给李村的人赚的道理？从今以后，凡是李村的产品在我们村卖，加收100%的管理费。除此以外，所有的村干部和村机关都要以身作则，凡是我们村能生产的产品，一律使用本村的产品。”王二的决定一执行，李村的产品很快就在王二的村子销声匿迹了。王村的村办企业也趁机提了价，开始重新盈利。虽然利润上很好看，但因为产品在村里卖不愁销路，企业在创新、质量和管理上都开始松懈。
很快，村民又开始抱怨，村办企业的产品质次价高。王二心想：不就是觉得贵吗？我统一定一个低一点的价格不就行了？于是，王二命令企业降价。但企业一降价就开始亏损，王二为了维持企业，只能给企业发所谓的“价格补贴”。要发钱，总得有钱才行啊。王二先是悄悄地把村里要修图书馆的钱给用上了，之后把村里小学新教学楼的建设也推后了，反正做这些事
情不太容易引起抱怨，毕竟没有什么比较。这么多年，没有图书馆，小学教学楼一直很破旧，大家也都过来了。
王二此后又搞了几个“政绩”。他先是给全村的老人都发养老金，让全村的小孩都免费上学，然后村里的食堂低价供应伙食，所有的这些都不从村民头上收一分钱。王二从哪儿弄的钱呢？都是从村里信用社以村委会的名义借的，抵押的就是村里的土地。等到王二卸任的时候，很多村里的老百姓都觉得王二是个好村长。很少有人会注意到，那个本来应该存在但却没有存在的图书馆，那个早就应该建造但从来都没有建造的教学楼，那个其实毫无竞争力的村办企业，还有村里欠的一大笔债务。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好政府必然是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政府之所以存在，就是要为老百姓提供服务，天经地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满足了大部分老百姓大部分愿望的政府就是一个好政府。不切实际的愿望是不应该满足的。政府和百姓的关系，当然绝对不应该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但是就像一个好父母不应该无条件地满足子女的要求一样，因为那样最后只会造成孩子的娇生惯养。一个好政府应该有勇气告诉老百姓真相，直面困难的选择，而不是努力去满足那些不切实际的愿望。
芝加哥大学教授拉古拉迈·拉詹在他广受好评的《断层线》（Fault Lines）一书里，就描述了一个看似帮助穷人的政策最终却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理论。这个故事简单的总结就是，面临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美国政府选择的不是真正减缓贫富差距的拉大，因为这是一件耗时费力的事情，而是鼓励、引导和创造条件让中产阶层和低收入群体买房，从而来消除这些人对收入增长缓慢的不满。如何让这些人买得起房？宽松的信贷环境、低息、政府担保和税收优惠。最后的结果就是，不少人用借来的钱“买下”了自己根本买不起的房子。在危机爆发之前，次贷曾被很多人当作一种金融创新，使得穷人可以买下原来买不起的房子，绝大多数人都很高兴。事后，这些看起来让绝大多数人都高兴的政策被证明最终让绝大多数人都无法高兴。
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成因相当复杂，近些年，从美国到英国再到欧洲大陆都面临的债务和赤字问题则相对简单。除了少数极端的供给派经济学家以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例如，10位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联名给奥巴马写公开信），要在这些国家削减赤字和债务，可供的选择不
多：增加财政收入或者削减开支。而且，增加财政收入不可能通过只对少数人增税来实现，削减开支则是要削减老百姓最喜欢的政府开支——社会福利，这中间最重要的就是医疗和养老，不对这些东西动刀，开支根本降不下来。这里唯一的问题是，几乎没有任何人会希望自己多缴税，或者自己的福利被裁减。因此，这意味着，不管这些国家的政府选择做什么，都必将遭到民间的强烈反对。这些国家，当然也可以选择走民粹主义的路线，也就是不去得罪所有的人。因此，也就不去真正解决赤字和债务的问题，这也是一些国家政客的实际选择。但积累过度债务不是没有后果的，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都是债务过度以致借不到钱，最终只能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求助的例子。
民粹主义是一种危险的政策取向，但又是一种对政治家充满了诱惑的政策取向。危险，是因为这些政策用一时、局部或者不可持续的利益来换取民众的支持，最终伤害的却是同样一批人最终和长远的利益。充满诱惑，则是因为这样的政策往往很有市场，让政客总有动力告诉百姓他们想听的，而悄悄隐藏那些困难的选择。
在中国收入差距日益拉大、人群分化越发严重的今天，民粹主义的市场也变得越来越大。原因和拉古拉迈·拉詹描述的美国的情形有点类似：既然短期改变不了人群分化的现状，那就采取一些短期的政策让人少抱怨一点。抱怨房价，我就去打压房价；抱怨菜价，我就去巡查菜价；抱怨油价，我就补贴炼油厂，然后少提价；很多人抱怨工资涨得慢，我就把工资涨幅写进计划里；有车的抱怨堵车，我就让没车的别买车；城里人觉得拥挤，我就想办法控制外地人进城。这些政策，有些也许是必要的，更多的则只是引进新的扭曲，不少是牺牲一部分沉默的人而让另一部分抱怨得响的人得益。
这些很有民粹主义味道的政策也许可以算是对过去政策的反思，但却很难说是一种本质上的改进。中国需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个世界上因为民粹主义而失败的经济政策绝不比因为裙带主义而失败的经济政策更罕见。
千度软件库和知识产权
王二有个软件公司。公司刚开始是做外包的，也就是美国人或者德国人下个单子，王二找百十个年轻的程序员，马不停蹄地忙上几个月，写上几百万行代码，还要调试很长时间，最后交货收钱。这样挣钱挣得干脆干净，但唯一的问题就是利润太薄。经验少一点的程序员还未必能挣到民工的钱，也基本上是被当民工使。王二也没办法，他虽是老板，但也是替人打工。这个行当拼的就是价钱和速度，你不做有的是人做，成本稍微上去一点就立刻没有竞争力。当然，那些欧美的客户把软件拿去，不管是用在手机、电脑还是别的地方上，都是能挣大钱的。
王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软件我能编，我为什么就不能像欧美公司那样挣大钱？中国市场这么大，肯定有机会的。于是，王二一直等着机会向市场推出自己的软件。在砸进去数百万元的前期成本和大量的人力之后，王二的公司终于推出一款国内需求很大，但市场上又一直没有的软件。
这款软件的流行是预料之中的，绝大多数电脑的桌面上很快都多出了一个“王二”的小图标。可问题是，王二公司的销售收入和软件的流行完全不成比例。因为，除去少数的机关和企业，绝大多数人都是从网上一个叫“千度软件库”的地方“免费”下载软件的。王二推出了一个成功的软件，但是却做了一个错误的商业决定，他为一款流行的软件赔了很多钱。
王二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觉得，只要软件成功，还是有一些公司客户愿意出钱买正版的。既然不能阻止普通用户“免费”使用软件，那就把正版的软件价格调得高一点，这样网上损失的利润可以从公司客户那里补回来。于是，当王二的公司推出下一款软件的时候，他特意选择了把正版软件的价格定得很高，期望通过此举可以回收成本并赢利。这样做的结果是，首先王二的公司激怒了网民。很多人骂王二的公司追求暴利，一张光盘的成本不过几元钱，一套软件竟然要卖上千元，完全是抢钱。于是，这些网民有了更充分的理由去“千度软件库”享受他们的“免费”软件。另一个结果是，正版软件的高价减少了软件的销售，王二并没有如愿收回他的成本。
如此试了几次，王二的钱也赔够了，终于有一天他幡然醒悟，觉得还是继续给欧美当民工挣钱靠谱。有个朋友对王二说过一句箴言：“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并有区分两者的智慧。”王二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大智慧：只要“千度软件库”这样的东西存在，当民工的命是不能改变的，既然不能改变，那就接受吧。
很多拥有知识产权的产品都有一个非常类似的特点：创造的过程往往艰难、漫长，耗费巨大且有很多不确定性，而一旦产品成功，复制这些产品的成本极低。从软件、文学作品、音乐和电影到药品、配方和工业流程都是如此。互联网的出现，则是将大范围地复制和传播很多产品的成本降低到接近于零。但是请记住，从印刷机到复印机、软盘、光盘，再到互联网，这些技术虽然改变了知识产权的物理载体和物理传播方式，但是它们都没有改变知识产权的归属。写软件的、写书的、写音乐的、拍电影的，这些人卖的不是光盘、纸张、油墨或者胶片，他们卖的是这些东西里包含着的知识产权——属于他们的知识产权、他们劳动创造出来的知识产权。不可以因为换了一种传播方式或者载体，就改变这种基本的产权归属关系。如果因为网上银行取代了纸质存折，导致所有人都可以随意动用你的银行存款，你会乐意吗？
但恰恰是因为知识产权创造成本高，复制成本低，且通常不具有排他性的特点，使得知识产权的创造和传播是存在张力的。如果你有一个房子，别人也想要这个房子，那只能有一个人住在这个房子里。偷一个软件的知识产权没有这种问题，复制一下两个人都能用。如果你想造一个山寨的iPad，你的成本不会很低，复制出来产品的质量也未必可比。搞一个山寨软件要简单多了，复制一下就行，几乎没有成本且跟原版的一样好用。所以，如果没有人保护知识产权，靠所谓的“自由市场”、“充分竞争”和“互联网精神”，那样的结果几乎一定是对知识产权的随意践踏。这也是很多国家都有很强的专利法和知识产权法，并花很大力气执法的原因。这不光是一两个公司是否有道德的问题，更是一个国家政府是否失职的问题。比如说，美国风头一时的著名音乐共享网站Napster就是因为被告盗版而最终倒闭，当然这对于网站的创始人派克可能算是塞翁失马，因为他得以有了空闲开始下一个重大的创业项目——脸书（facebook）。美国政府还根据法院的命令关闭了一
系列的网站，这些网站只不过是提供了“平台”供网民自由“分享”音乐和软件，和“千度软件库”干的事情一模一样。
有人也许会说，作为一个消费者，免费就是好的，我是“千度软件库”的受益者，为什么我要支持打击“千度软件库”？是的，作为一个消费者，确实免费就是好的。只是，这意味着很多原本你应该能够看到的国产书籍永远都不会被写出来，你应该能够使用的国产软件永远都不会存在，你应该能够看到的国产电影永远都没人投资拍摄，你应该能够听到的国产音乐永远都不会被创造。这意味着，当你在抱怨为什么钱都给外国人挣了，而我们只能给外国人打工时，你本人其实就是背后的一部分原因，因为你的行为就根本没有给那些本土创新的企业太多机会。这更意味着，当你在抱怨找不到高薪的好工作的时候，你本人就是让高薪工作变少的一个因素，因为只有给知识产权高回报，人力资本才值钱，你受的教育才会值钱。微观地看，你是在免费享受别人的劳动，宏观地看就是所有人在免费享受一部分人的创造性劳动。如果你自己在贱买知识，又凭什么来抱怨别人贱买你的劳动呢？王二公司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一个国家的失败，是政府的失职。
有人也许会说，正版的东西太贵了，不可能消费得起。我曾写过一篇《盗版软件禁绝之后》的文章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见本章附文）。基本的结论是，如果知识产权得到充分保护，大家都使用正版，那正版的价格很有可能会大幅度下降。王二把软件价格定高是出于无奈，因为定低了大部分人还是不会愿意出钱买，最后干脆去“宰”那些愿意出钱的人。如果大家都使用正版，软件公司就不会选择那种自杀性的高价，因为这样既卖不动，又会把市场拱手让人。
有人也许会说，互联网上很多东西都是免费的，而且并不存在侵权的问题。很多软件源代码都是开放的，难道免费和共享不就是互联网发展的方向吗？是的，这正是互联网的神奇之处。但是，请注意，免费是知识产权所有者自愿地选择免费，而不是“被免费”。你上网看很多文章可能是一分钱不花的，那是网站选择了免费提供这些内容，因为这些网站有别的收入流。换句话说，有别人在出钱支持这些免费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就是免费提供产品，而通过别的方式来实现回报。但所有的这些都必须基于清楚知识产权的界定和与之对应的回报分配，免费并不意味着没有知识产权。
我曾忍不住好奇地去百度文库搜过自己的第一本书《一沙一世界：郭凯经济学札记》，发现自己的书赫然在那里，还是一个不完整的粗制滥造版。不告而取还这么没有专业精神，难怪那么多作家如此愤怒。
王二一家人和中国的人口问题
王二兄弟6个，他排行老二。家里孩子太多，从父母到邻里都按排行喊孩子，最后王二的大名没几个人能记住，说王二倒是谁都知道。
王二的父母生那么多孩子的原因挺简单，觉得多生些孩子，地里的劳动力就多，家里儿子多在村里也有地位。问题是，在那个地里找食、靠天吃饭的年代，王二家里的那点收成根本填不饱兄弟几个的肚子。结果，王家在村里是有名的穷，兄弟几个都穿得破破烂烂，吃不饱饭，上不起学，一家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人多，吃饭的嘴也多，最后成了王二父母最大的教训。王二兄弟几个也看在眼里，成年以后都没有多要孩子，一家一个，正好。
不过峰回路转的是，王家几兄弟因为实在忍受不住贫穷，凭着一身力气，都到城里去闯荡。刚开始扛大包，蹬三轮，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钱也慢慢攒了起来。之后几兄弟凑钱，买了辆货车，开始跑运输。兄弟几个，人停车不停，收入开始快速增加。没多久，过去在村里数一数二穷的王家，就变成村里最富裕的家庭之一。王家几兄弟生活得很潇洒，上面只有两个老人需要孝敬，下面孩子又少，挣的钱又多。于是，王家兄弟开始置地盖房，让两个老人享清福，把孩子都送到城里很好的学校读书，希望他们有出息。村里人都挺羡慕王家，私下里嘀咕：老王当年生6个孩子还是对的，刚开始是苦点，现在熬出来了，这不是开始享福了？
又过了十几年，老王老两口已经80多岁了，身体都还硬朗。王二兄弟几个也都60岁左右，干不动了，准备休息，想让自己的孩子把家里的那点产业接过去，并且赡养自己。可问题是，王家的第三代人丁有点单薄，又要继续产业，又要赡养王二6兄弟，还有上面老王老两口，还有底下的第四代，实在有点力不从心。王二几兄弟商量了一下，那就把家里的产业和房子卖点出去吧，换点钱养老。可真要卖的时候，问题又来了。王二的那一代和王家都很类似，遇到的问题也类似，现在大家都想卖产业和卖房子，可是谁来买呢？于是，原来看似值钱的房子和产业，现在根本卖不出什么价钱。想想也是，
谁家的第三代人丁都不多，那么多房子和产业，这么少的人，既住不过来，也打理不过来。
2011年公布的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和近年来公布的各类人口数据，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两个其实早就广为人知的事实：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很低以及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很快。老龄化是中国人均寿命增加的体现，是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提高的结果，在很大意义上是一件好事。人口出生率低是中国主动的政策选择，计划生育的目的就是降低人口出生率，最终减少总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利弊放在一边不说，从数字上看，这个政策应该说达到了其控制人口的目的。
可这里的一个问题是，当老龄化遭遇低生育率，这件事情是对宏观经济有长期影响的。
老龄化的结果是，一个国家里会有很多只消费但不再劳动的人口，而且这些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有个名词叫“扶养比”，就是不工作人口和工作人口之间的比例，不工作人口里包含老人和小孩。一个经济的扶养比越高，和一个家庭老人、孩子多是一样的，那就是挣钱的那些人压力会越大。当然，压力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家庭里压力大的反映会是家庭矛盾，一个国家的“压力大”可能反映为财政赤字和债务增加，高税和增长缓慢。欧美很多国家现在都面临福利支出过大，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养老和医疗开支，然后财政赤字拉大，债务增加。最后为了平衡预算，不少国家恐怕都要增税。什么人缴税？不会是老人、孩子，最后只能是那些工作的人。本来干活的人就少，现在税又高，这会严重影响工作的积极性，最后的结果就是增长缓慢。
老龄化本来就挺令人头疼了，而低生育率则把这种头疼加倍。要减少人口，必然意味着有一天出生的人要少于死亡的人。这意味着必须要人为地制造一个类似倒金字塔形的人口结构——老人很多很多，年轻人很少很少。换言之，老龄化本身会导致扶养比增加，而计划生育则是要人为地制造（暂时的）扶养比增加。
如果这两股力量同时发生在一个经济体上，这对一个经济体产生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现在看来，中国在不太远的未来就会是这样一个经济体。给定我们剩下的时间并不算多，现在开始为这些挑战做准备已经不算很早了。
一种想法当然就是进一步放松计划生育。这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想法，尽管我本人倾向于进一步放松计划生育，不仅从经济的角度，更从人道的角度，但我也充分理解反对放松计划生育的人是有理由的。比如说，放开二胎的经验表明，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因为各种原因已经不高，特别是城市里受过比较好教育的阶层，这个阶层结婚也晚，生育率也低。如果进一步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真的会带来生育率的上升，那上升最快的地方很可能是在农村和一些教育和收入水平不高的人群。这样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新问题。例如，让一些农村家庭重新陷入贫困陷阱，并引发社会问题。同样的问题在欧美也存在，那些国家生育率最高的人群往往是收入较低的阶层，通常还是外来移民，低收入和高生育率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一个争议应该比较小的做法是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质量。如果我们没法增加工作人口的数量，那能做的就是提高这个人群的质量，使得扶养比的增加可以部分地为人口质量的提高所缓冲。中国的教育投入仍然严重不足，而且结构不合理：偏高等教育而轻基础教育，偏城市而轻农村，偏盖楼而轻师资。更何况，教育的费用也上升很快，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高质量的教育仍然是稀缺品。
一个尤其需要小心的事情是中国的社保体系。中国的社保体系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覆盖全民，如何异地转移，如何保持整个体系的高效、透明。但10年、20年后，这个社保体系就将要经受高扶养比的考验。到那时，很多人要养老，很多人要看病，但是只有相对少的人在交钱。如果整个体系到现在不能实现结余，如果个人账户迟迟不能做实，如果投资的回报率还是那么低，那10年、20年后，中国的财政上就会出现一个大窟窿。如果到时再去增税或者削减福利，都是会有严重社会后果的。
我们最应该避免的是不顾所有人的警告，仍然生活在“中国人口太多”的心态里，错过了为人口负利时代到来做好准备的最后机会。
附文：盗版软件禁绝之后
我是一个喜欢写东西的人。我写的东西，不管质量好坏，观点正确与否，还是花了不少时间和脑力的，而且背后还包含着我几十年受的教育。我写的大部分公开的东西都以博客的形式出现，因此是免费的，因此复制我的博客更是不用费吹灰之力，鼠标点几下或者键盘敲几下就行了。
我也是一个职业的经济学家。因此，我谋生的手段最终主要就靠写东西。写工作上的东西，花费的时间和脑力更多，有时候可能还涉及挺重要的问题，而且最终的产品从价格上说并不算便宜，因为我是拿着不错的薪水在写。但是，要复制我的那些东西，也不费吹灰之力，和复制我的博客没有本质的区别。
从这小小的一隅，就不难看出，很多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有着十分类似的特征：早期的固定投入大，但复制起来成本极低。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销售的价格和其后期的制作成本极有可能脱节得十分严重。制作一张DVD的成本可能只要一两元钱，但你不可能要求《阿凡达》的正版DVD就按这个价格卖，你还得考虑人家前期投入的数亿美元的制作成本，中间投入的以亿计的宣传成本，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承担的风险。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各种软件和芯片，这些东西后期制作的成本很低，但开发成本却很高。不能因为这些有知识产权的东西售价远远高于其后期制作的成本价，就认定有暴利。总之，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即使后期生产的成本极低，价格也未必应该是低的。
讲到这里，我不得不承认，我过去一直是一个盗版使用者。我用盗版软件、看盗版光碟，甚至还在地摊上买过印刷质量粗劣的盗版书。我和大部分购买盗版的人心理可能都是一样的——那样可以省钱。当然，我也在三种情况下购买正版：一是没有盗版又非用不可的，二是正版比盗版贵不到哪里去，三是正版和盗版的质量相差太大。
我不想为自己使用盗版的行为进行过多的辩解，但在盗版随手可得的情况下，要求消费者靠自觉不去使用盗版完全不切实际。从根本上说，消除盗版需要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上花费力气。毕竟，知识产权不是自家的院子，
砌上围墙自己就能保护。前面已经说了，含有知识产权的东西，生产的时候非常困难，复制的时候却异常容易，让知识产权的拥有者来保护自己的权利非常困难。
但我们国家究竟需不需要花力气来保护知识产权呢？这对消费者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乍看起来，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中国还不是一个主要的知识产权生产国，盗版带来的损失主要不由中国人承担，天天喊疼的明明是美国人。在表面上看，中国是这场盗版游戏的受益者，美国人花钱搭台，中国人免费看戏，何乐而不为？
我不想在这里重复那些老调，比如说保护知识产权虽然在短期有损失，但从长期看是有利的，因为那样可以培养我们本土的创新能力，有利于我国的长远发展。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对过于遥远的东西看得并不清楚。我最关心的是如果没有了盗版，明天我会不会必须花几千元钱来买正版的Office软件？我仔细想了想后，得到的答案竟然是：不会。相反，正版软件很可能会大幅度降价。
何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让我从星巴克咖啡和哈根达斯冰激凌说起。哈根达斯在中国的昂贵众所周知，国内的星巴克也不便宜。而我刚到美国时最惊奇的发现之一就是，这里的哈根达斯是放在超市里几乎论斤称的，这里的星巴克是大家早晨起来睡眼惺忪地冲进去抓起一杯咖啡就走的地方。虽然美国绝大多数东西都比中国贵，但这两样东西却比中国便宜不少。这不是因为中国人傻或者美国人坏，这就是他们的定价策略。
哈根达斯要是跟蒙牛冰激凌一个价，那跨越太平洋往中国运冰激凌肯定要赔死了。所以，哈根达斯干脆选择了放弃低端消费者，直奔那些对价格最不敏感的高消费人群，比如说年轻的恋人。于是，哈根达斯在美国薄利多销的模式到了中国就成了“宰一个是一个”的模式，一样挣钱。星巴克也一样，因为即使把一杯卡布奇诺从25元降到2.5元，喝惯了绿茶的大部分中国人还是不会改喝咖啡的。愿意走进星巴克的人多半需要喝咖啡、喜欢喝咖啡或者喜欢喝咖啡的那种感觉，碰上了这几种人还不用高价“宰”他？
回到软件这件事情上，如果在盗版如此盛行的情况下微软把Office卖200元一套，那就是犯傻。因为在一个10元钱就能买到盗版Office的国家还坚持使用正版的使用者，一定对软件的价格不太敏感，比如说政府机构或者外
企。对于这样的使用者，当然要漫天要价。这些用户与哈根达斯和星巴克要抓住的客户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如果等到盗版杜绝了，微软就面临着下面的选择：是降价多卖一些，还是继续只卖给原来那些高端客户？在一个已经有几亿人在使用计算机的国家里，我相信微软是不会希望90%的机器都装上正版WPS的。
如果这么看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也有理由支持政府打击盗版了。正版的高价不是盗版的原因，其实是盗版的结果。当然，正版永远会比盗版卖得贵，但我相信，比起正版的质量和服务，那高出来的部分很多人都是愿意支付的。而不至于像今天这样，因为盗版的泛滥，使得正版只能龟缩于高端的一隅，让一个有心买正版的人也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