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笔记（一）
由于河套地区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史以来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区域之一。早期对河套史地的研究，先秦时期的史籍虽也猎涉，但尚不明确。到了秦汉之后也因边备的需要，众多学者从各个领域开始关注河套地区的人文与地理，行政建置及其军事设施，民族关系等。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都用了大量的篇幅拓宽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秦汉之后有关河套地区的史地研究首推魏晋南北朝时的郦道元的《水经注》，郦氏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沿河的人文地理。到了唐代除了张守节的《正义》注释《史记》外还有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北宋时杨侃的《两汉博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及南宋人王应麟也就有关河套地区的行政建置与其它问题展开了讨论。之后，钱大昕的《元史氏族表》，松箱的《绥服纪略图诗》，魏源的《圣武记》、《元史新编》；沈垚的《六镇释》、《西北地名杂考》；李东阳的《西北备边宜状》；张复的《皇舆考》、《九边辑略》；顾祖禹的《读史方與纪要》；长春真人的《西游记》；高士奇的《扈从集》；元好问的《元遗山集》等也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了有关河套的史地问题。在这些重点的研究资料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作者亲历的，因此，可信程度就更高一些。如：明隆庆四年（1570年）时任大同巡抚的方逢时亲历了蒙古右翼土默特部俺答汗的孙子出走附明，俺答汗举兵兵临城下追索爱孙这一事件。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方逢时与宣大总督王崇古议谋，采取和谈的方式，促成了“俺答去贡”明蒙北系由战到和得到根本转变。
《云中处降录》正是方逢时亲历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后的真实记录，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明清之后，因为历史原因，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有关研究西北史地的资料，都似乎与河套历史有关。如明朝官方编修的重要史籍《明实录》，在近3000卷中将研究重点对象都集中在了有关河套地区的边政与驻牧在河套地区的蒙古族。又如《明经世文编》、《明一统志》及其后一些著名学者也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明?方孔炤著《全边略记》、明?魏焕《皇明九边考》，明?郑汶壁《万历延绥镇记》、明?张雨《全陕边政考》、明?李贤《大明一统志》明?肖大享《北虏风俗》等，均为这一类史籍。
之后，到了明末清初，涌现出一大批有志于研究河套史及明代河套地区周边的地理，历史、军事、边政的著名学者。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梁份的《秦边纪略》、《乾隆河套志》等。在此期间，一些山西籍的学者承乾嘉之后学界崇尚考据修史之风，有力地推动了研究河套历史的发展进程。较有代表的人物张穆先生（1805——1849）山西平定人。其研究河套及西北史的代表作《蒙古游牧记》，该书对内外蒙古各部的历史沿章，王公系谱，驻牧的山川城堡等都做了详尽的记述。在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中，由于史料有据，对进一步研究清代驻牧在河套地区蒙古各部历史地理等具有广泛的参考价值，与筚路蓝缕之功。同样，另一位早于张穆先生的山西籍学者祁韵士（1751——1815）的《蒙古王公表传》、《藩部要略》，对蒙古历史的研究，揭开了清代学者系统研究西北史地包括驻牧于河套地区蒙古族史地的序幕。同时作为河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治了中国西北地区“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近二百年的西夏政权，自唐宋以来发迹于河套的西南地区，并在取得政权之后长期控制了这个地区。然而，在二十四史中，却很少提及与其同时代的宋、辽、金。国史中也只有《西夏外记》一卷、《西夏传》一卷、《夏国传》上下卷。特别是蒙元帝国灭了西夏政权后，在近八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几乎被湮没亡佚。所以，研究这个时期河套地区西南部的历史，只能从《宋史》、《辽史》、《金史》中以窥一斑。到了1804年清代著名史地学家张澍在甘肃省武威城北清应寺发现内藏的书有西夏文的《凉州碑》及著名金石学家刘青园也在武威发掘出窖藏西夏钱币后，才将尘封于历史尘埃之中西夏的存在正式面世。
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率队在河套地区的西部黑城遗址发掘出大量的西夏文书，佛经画卷。其中著有多种文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语言文字、历法、医学诸多领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西夏史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资料。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在西夏学研究方面涉及到河套西南地区。西夏与宋边事贸易关系的著作有阙镐曾的《宋夏关系之研究》、廖隆威的《北宋与西夏的贸易关系》、《宋夏关系中的青白盐问题》等。之后，杜建录的《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周伟洲的《唐代党项》、史金波的《西夏文化》、漆侠、乔幼梅合著的《辽夏金济史》、朱瑞熙，王曾瑜等人的《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相继问世。清末民初，有关河套史的研究方向日益摆脱了单纯的边政、军事、武备、风俗等旧套路，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族关系等领域；研究方法注重应用新观点、新成果、新方法，进一步深化了研究工作，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有王天顺先生的《河套史》。
到了近代，继祁韵士、张穆之后，又陆续有研究河套地区的著述正式面世，如《河套图志》、《河套志》、《河套新编》、《绥远通志稿》、《延绥镇志》等。曹永年先生的《内蒙古通史》四卷本，林先生有关河套地区五代游牧族史论，潘复撰写的《调查河套报告书》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周顺尧先生编撰的《绥远河套治要、》王文墀编撰的《临河县志》相继问世。特别是随着河套地区进一步的开发，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这一地区的关注，著名学者王国维籍学者桑志华、田清波、顾喆刚、谢冰心等也相继将研究的笔触摸到了这一地区。
全国解放后，这一研究领域就范围而言，更有深度。六十年间，众多学者承前启后，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研究领域扩大到民族战争与友好的关系发展史、河套地区农牧业开发史、民族经济史、商贸史、人类活动与自然和谐相处史、晋商与晋陕农民开发河套史及民歌、民俗、语言、文字、宗教、人物专题研究、历史地理研究等众多范围，并在资料的发掘及论述的准确程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如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乌兰布和沙漠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周清澍《从察汗脑儿看元代的伊克昭盟》，宝日吉根《武论明朝对所辖境内蒙古人的政策》，李三谋《明代的边防与边垦》，田广金、史培军《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环境考古学的初步研究》等。在海外、台湾著名学者吴绢华在这方面的研究观点新颖、独树一帜。如《明代东胜的设防与弃防》、《明代西北边患与榆林的发展》、《明代绥镇的地域及其军事地位》等。
总之，有关始于秦汉、盛于明清的河套地区史地文献资料的研究，成为当时的显学之一。著名学者梁启超曾经说过：“其实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特别是西北史地研究的领军人物张穆在写《蒙古游记》时“用力十年，稿册屡易。”清末明初政治家刘禺生在《世载堂杂》中这样评价他：“当时诸贤，承乾嘉学者训诂，考订校勘之后毅然别看门面，有志于辽、金、元及西北舆地之学……京师以张穆为滥觞。”